清晨六点的长途汽车站，候车厅里挤满了赶早班车的人。一个中年男人歪在铁皮座椅上打盹，手机从掌心滑落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是昨晚刷了一半的短视频。他旁边的大姐把脸埋进围巾里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大概在听什么有声书。广播里机械的女声一遍遍报着班次，有人抬头看一眼电子屏，又低头继续刷手机。这些屏幕发出的微光，在灰蒙蒙的晨色里连成一片，像另一种形态的候车大厅。

几十年前同样的地方，人们手里攥的是纸质车票和皱巴巴的报纸。现在几乎没人带报纸了，连车票都变成了手机里的一串二维码。那个打盹的男人其实不用怕坐过站，他的手机设了闹钟，检票口刷身份证时机器会喊他的名字。科技把候车这件事拆解成了几个不起眼的小动作，扫码、刷脸、看屏幕。它没有让等待变得更短，但让等待时的注意力有了去处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屏幕里安顿下来，像蜗牛缩进壳里。

那个男人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视频通话的铃声。他猛地睁眼，手忙脚乱地接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。他立刻笑了，把手机举高，让女儿看候车厅的天花板。信号不太好，画面卡成几帧，但声音是连贯的。他说“爸爸上车了，下午就到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怕吵到旁边的人。挂掉之后他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才把手机收进口袋。这一连串动作里藏着的东西，比任何技术参数都具体。

车站的电子屏忽然黑了一下，紧接着所有班次信息消失了，只剩下一行“系统维护中”。人群里起了轻微的骚动，几个人站起来往服务台张望。那个男人也皱了皱眉，但他没有慌，而是从包里摸出一个充电宝，给手机插上。旁边的大姐摘下耳机，问他几点了。他看了看手机说“六点四十”。大姐说“那还早”。两个人又各自回到自己的屏幕前。系统故障只持续了四分钟，但在这四分钟里，人们依靠最原始的方式交换信息，问时间、看天色、听广播里的杂音。

重新亮起的屏幕刷新了班次，男人的那趟车显示“晚点二十分钟”。他叹了口气，但没有抱怨。他把手机横过来，点开一个缓存好的电视剧。画面里的人在吵架，声音从扬声器里挤出来，混在车站的嘈杂里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又退出去，点开一个修车教学视频。进度条往前走了几秒，他暂停，倒回去，再暂停。这个动作重复了四五次，他的眉头渐渐松开。技术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很安静，就是把一个焦躁的早晨切成了一小段一小段可以消化的时间。

检票口开始排队了，男人把手机和充电宝一起塞进背包侧袋，站起来抻了抻外套。他走过电子屏的时候没有抬头，因为手机里的闹钟已经震过了。他刷身份证进站，机器“嘀”了一声，闸门打开。大巴车停在院子里，车窗上凝着薄薄的雾气。他上车找到靠窗的位置，把背包抱在怀里，又掏出手机看了一眼。屏幕上女儿的照片亮了一下，然后暗下去。车子发动了，他闭上眼睛，这次是真的睡着了。